过去几年，中国在5G建设和应用方面确实取得了领先地位，但在笔者看来，5G应用方面美国依然可能通过后发优势形成赶超，5G在各行业的应用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，还需要多个技术领域共同发力。

近日，谷歌前CEO埃里克·施密特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·艾利森在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一篇文章表示，美国5G竞赛已远远落后于中国，并呼吁“拜登政府应该将5G作为国家优先事项，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设数字高速公路”。

过去几年，中国在5G建设和应用方面确实取得了领先地位，但在笔者看来，5G应用方面美国依然可能通过后发优势形成赶超，5G在各行业的应用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，还需要多个技术领域共同发力。

多方面掣肘，美国5G发展缓慢

施密特和艾利森在双发联合发表文章中指出，美国政府的“犹豫不决”将使该国在5G技术建设的竞赛中远远落后于中国。文章引用第三方数据，美国的5G速度远低于中国，美国5G的平均速度约为75Mbs，而在中国的城市中心，这个数据为300Mbs。而且，美国一些城市的5G甚至比4G还要慢，例如，在波士顿、芝加哥和纽约，AT&T的5G速度至少比4G慢10%；在华盛顿、洛杉矶和奥斯汀，Verizon的5G速度至少比该公司的4G慢20%。

除了对网络速度的不满外，施密特还认为美国5G在全球市场、行业投资、资源分配等方面均落后于中国，如在投资方面，美国参议院多出台的《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》宣称“保持美国作为21世纪当前和未来技术领袖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关键”，但该法案仅授权在2026年前投入15亿美元用于5G移动网络，这对于5G建设无异于杯水车薪。

施密特是谷歌的前CEO，在美国科技圈具有很强影响力。这并非他首次对美国5G建设发出警告，去年3月，施密特曾公开表示，在5G领域，中国领先美国10倍，美国可能已“输掉了这一局”，更糟糕的是，如果美国还不行动，很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遭中国反超，丢失人工智能这一高端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。

当然，施密特的言论可能有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嫌疑，彼时施密特担任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，为了争取政府对科研方面投入更多预算，可能会将一些问题放大，并声称拜登政府应该将5G作为国家优先事项。

不过，从当前数据来看，美国确实在5G发展方面比较缓慢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10月，美国5G基站数量仅为10万个，而和美国国土面积差别不大的中国同期已开通超过115万个5G基站，即使是韩国也已开通了25万个5G基站。

美国5G基础设施建设缓慢，背后有很多掣肘因素。笔者曾在《美国5G部署暂停！原来也是被“卡脖子”了......》一文中分析了无线电频谱作为核心资源扼住美国5G基础设施建设的咽喉。一方面，无线电频谱价格居高不下，让美国各家运营商已经不堪重负。例如，去年1月份，联邦通讯委员会针对C波段3.70GHz-3.98GHz频段共280MHz频率进行拍卖，最终拍出了809亿美元的天价，其中Verizon和AT&T分别支付了454.5 亿美元和234亿美元，而且后续还要向占用该频段的卫星运营商支付清频费。另一方面，即使花天价获得了无线电频谱，但仍受到多方面阻挠，最为典型的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（FAA）提出的C波段部署的5G网络可能会干扰飞机自动驾驶舱系统，使美国中频段5G网络部署不得不一再推迟。

无线电频谱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还有其他因素，如美国缺乏领先的5G通信设备商、终端厂商数量少等。在这些因素阻挠下，美国5G产业真的就落后于中国了吗？并未如此，笔者认为，5G的商用是一个长跑的过程，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应用，即让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采用5G技术实现数字化升级，提升各产业的实力。5G基础设施建设滞后，不代表未来5G应用会落后，我们不妨从中国4G的发展历程来探讨这一问题。

4G在中国：后发优势驱动产业繁荣

回顾中国4G的发展，众所周知——中国4G的商用晚于海外主流市场3-4年时间，彼时也有一些掣肘因素导致4G商用时间推迟，如3G商用时间不长而保证3G投资的回收、产业链的成熟度等。但是，中国4G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后发优势，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中的有利因素，快速推动中国4G成为最为成功的移动通信生态。

中国正式发放4G牌照是2013年12月，然而，早在2009年12月，北欧运营商就在瑞典和挪威建成了全球首个4G网络，此后多个国家运营商也快速跟进。美国和日本都是在2010年12月正式商用4G，韩国在2011年7月正式商用4G。截至2013年10月中旬，全球已有83国家商用了LTE网络，总计有222个商用网络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正式商用4G时，全球已有222张4G商用网络，而且多个运营商网络已运营数年。

虽然中国4G商用比一些发达地区晚了至少3年，但海外率先商用形成的大量经验以及中国的相关积累，让中国4G具备了后发优势。在经验方面，率先商用者为中国带来的包括：

第一，在技术方面，4G技术具备了较高成熟度。2013年12月，LTE已有4年商用实践，该技术已不再像商用初期存在多个问题，多方面不足已完善，国内运营商不需要再试错。值得关注的是，2013年6月韩国运营商开通了首个LTE-Advanced网络，LTE-Advanced大大提高了4G的数据速率、频谱效率和用户性能，让4.5G成为现实。

第二，在成本方面，4G部署和应用成本大大降低。经过4年和全球80多家运营商的实践，4G网络设备已形成规模化出货，基础设施成本大大降低；全球4G终端数量也开始丰富起来，终端成本实现大幅下降。

第三，在运营方面，多家运营商已有大量用户运营经验。如截至2013年底，美国Verizon的4G用户渗透率超过44%，韩国SK的4G用户渗透率达到50%左右，如此高的用户渗透率，使运营商在资费制定、市场营销、用户管理等方面形成成熟经验。

第四，在应用方面，全球已形成大量场景和成熟商业模式，这方面是最为重要的。“互联网女皇”玛丽·米克尔发布的《互联网趋势报告2014》数据显示，2012年8月-2014年初，移动数据流量的规模正以81%的惊人速度暴涨，多个移动应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其中包括WhatsAPP、微信等全球OTT通信服务已收获超过10亿用户，图片及视频分享服务Pinterest、Instagram和Snapchat等增长更是大幅度推动了网络流量的增长，内容分发渠道快速增长，衣食住行娱等各方面的APP应用快速出现，移动终端和这些应用的结合，使得2013年数据流量超过4ZB。这些应用场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模式，与4G商用的时间段高度重合，且很多应用也是借助4G网络才能形成的，为中国4G商用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提供大量参考模板。

当然，仅仅有这些海外先行者的经验，还不能形成后发优势，中国还需要具备利用这些经验的土壤，才能将其转化为发展的动力，形成真正的后发优势。在4G牌照发放的时间点，国内不但具备了4G基础设施建设的条件，更为重要的是具备了4G应用的条件。

首先，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。从2008年底中国发放3G牌照，移动互联网开始在国内扎根生长，通过手机上网的用户不断增长。截至2013年底，中国已拥有5亿移动互联网用户。这一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，可以快速转化为基于4G的用户。

其次，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处于创新爆发期。在3G的驱动下，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启动了移动化的进程，然而由于受限于3G的网络速率和体验，很多创新被压抑，亟需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。2013年之前，移动支付、移动视频、共享出行、本地生活等业态已经出现，但却是在4G商用后实现快速发展。

当前，我国的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衣食住行娱等方方面面，而这些业态均离不开4G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，可以说是“4G改变生活”的体现。我国4G发展的历程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充分地将后发优势发挥出来，尤其是在应用方面实现全球领先。

多方面条件具备，美国5G应用领域是否会利用后发优势形成领先？

工信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142.5万个，基站总量占全球60%以上，5G用户达到3.55亿户，5G行业应用创新案例超10000个，覆盖工业、医疗等2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，应用环节从生产辅助环节向核心环节渗透。

毋庸置疑，我国5G建设和应用均位于全球领先地位。在多个方面，我们正在“无人区”探索，探索成果将形成前期经验，后来者可以少走弯路。这些探索，既有对技术的验证，也有规模化部署降低成本，还有对各行业应用形成可复制样板等。

当前，美国5G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各种因素处于缓慢发展状态，但未来在这些障碍消除后，5G在各行业应用很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，形成5G应用的领先。在笔者看来，5G在各行各业的应用，不仅仅是5G自身技术和基础设施就绪就能实现，而是包含多方面因素，而美国在其他方面已具备一定条件，也就是说具备了利用后发优势的条件，主要包括：

第一，技术方面，5G应用于各行各业实际上是多元化技术融合应用的过程，5G必须与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各种ICT技术的结合才能实现行业应用落地。而在技术综合性实力方面，美国具有绝对优势，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具有领先地位，当前虽然5G基础设施是短板，但在未来参考现成经验，会快速形成综合技术融合应用，体现出其后发优势。

第二，产业基础方面，5G在各行业的应用需要各行业具备较好的基础。包括各行业本身的技术基础、已有数字化水平等条件，决定了5G在行业应用的成效。中国信通院发布的《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》显示，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3.6万亿美元，蝉联全球第一，其中产业数字化占比超过80%。可见美国各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应用广度和深度领先，各产业数字化水平也具有领先地位，有了这一基础，各行业若是对5G有应用需求，则可以实现快速的落地，因此可以发挥5G后发优势。

第三，美国产业界也通过多种其他方式推进5G技术和部署进展。美国5G相关产业链企业并未坐等运营商缓慢的5G部署，而是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进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授权频谱和公网受限情况下，积极推动CBRS共享频段，提供企业专网频段授权，并推动专网落地，如亚马逊推出了Private5G方案，可以帮助企业在几天内搭建一个5G专网。二是各大互联网厂商不断创新，推出了5G云核心网、边缘计算方案，协助运营商和企业快速实现5G应用。三是推动开源无线接入网（Opne Ran）的研发和生态建设，降低5G部署成本。

虽然目前美国5G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有些滞后，在以上积累基础上，美国各行业对5G应用具备了很多条件，未来在其5G基础设施障碍解除后，可以借助5G先行者形成的经验尤其是一些行业应用可复制的样板，快速实现行业应用落地，以后发优势形成领先。

因此，5G的竞争不仅仅是短期几年中5G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，5G是赋能性技术，最终目的基于5G形成的国民经济各产业数字化升级和竞争力提升。